对外国资本敞开大门
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当局对外国资本敞开大门，一方面对外大量举债，另一方面又向外国和本国银行提供毫无约束的美元贷款。这为国际资本投机创造了温床。
国际资金有相当部份流入了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按国际金融协会提供的数据，1997年国际私人资本凈流入亚洲新兴国家金额将在1071亿美元， 1996年为1418亿美元，1998年凈流入应在1127美元。这是国际私人资本宾际流入量最高的地区，远高于欧洲和拉美地区。
前几年东南亚经济高速发展，日本金融机构给该地区的融资额也相应扩大；但近年来东南亚的经济发展速度减慢，有的国家融资增加过多，已达到信用额度的上限，日本银行对它们的放款转趋谨慎。这时，欧洲资金后来居上，大举进军东南亚地区。据国际清算银行发表的调查报告，1996年欧洲银行加速进入亚洲市场，给东南亚的放款已超过日本，达到1160亿美元。据日本报纸报道，1995年底时日本金融机构给中国内地、印度尼西亚、南韩、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地区和泰国等地的融资余额约为1090亿美元，高于欧洲英、德、法、荷、比等国银行的870亿美元。而一年以后的1996年底，日本的融资余额上升到1140亿美元，欧洲银行则已增加至1160亿美元。
在不加监控的情况下，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银行，例如泰国，把近30%的贷款投放到当地房地产业，促使地产业盲目发展，导致房地产业供大于求，造成银行呆帐额激增。估计今年泰国银行呆帐总额将增至200多亿美元。
未能动员国内储蓄
香港货币当局负责人任志刚指出，如果能有效地动员国内的储蓄以满足国内的经济建设，或者说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对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形势来说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减轻这些国家对外资的过分依赖。东南亚国家对外国资本的长期过分依赖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政治不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曾向泰国提出警告，它那蓬勃的经济就快遇到麻烦，提出减少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实施更灵活的汇率措施，提高税率，削减开支以及着手改革银行体制。但泰国政府没有理会这个劝告。据说，泰国人告诉基金组织人员，他们必须延迟采取行动，因为受“国内约束”。这是指泰国五党联合政府内在的决策耽搁。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日报》载经济观察家迪汀达曼胡利文章言，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用当前的金融情势来达到其政治目的，据推测，某些政治集团可能与外国投机商串谋，在印尼盾危机中有三种集团参与其事，即外国投机商，本地投机商及意图改变印尼政治的某些集团。
在9月5日，泰国财长塔农曾指出，泰铢止跌回升的主导因素完全要看目前泰国的政治问题能否解决。一位泰国银行交易员也指出，泰国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政治问题，是左右泰铢涨跌的关键，但泰政府是否会通过正在国会辩论的新宪法草案而平息一场政治风波，则是一项未知数。
僵硬的汇率政策
德国《经济周刊》发表题为“早该放开汇率”的文章，认为东南亚国家采取钉住特定“通货篮”汇率制度这种作法，长期造成货币市值高估，而奉行僵硬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剥夺了自已金融政策的灵活性。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自1985年西方七大工业国协议降低美元对日圆汇率以来的10年中，这一汇率政策无疑是有利的，各国货币对日圆不断下降吸引了日本资金的不断流入，也刺激了出口；但自从95年初以来，美元对日圆不断回升(升幅已达三成)，情况出现逆转，暴露出早一阶段以汇率优势促进出口的不足；一个新的课题已摆在面前：如何以提高生产效率、教育水准和技术水准以增加出口；但在同时还需要采取灵活的汇率政策；如果美元仍在不断对日元升值，而汇率政策仍不加改变的话，结果是出口增长放慢；所以，与美元挂钩的稳定汇率虽然为东南亚各国银行和筹资机构带来似乎是有利可图的生意，例如摆脱了管制，但由于他们在风险管理方面并不具备经验，在国外借低息贷款，用于在国内高息放出，结果是吹起了一个巨大的信贷气泡。
竞争力下降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字表明，南韩、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工资在1996年增长7%以上，这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工竞争力已降低了。毫无疑问，其它方面的竞争力也在降低，这些影响都集中体现在出口竞争上。
政府采取措施不力
中国《世界知识》马燕冰撰文认为，在稳定金融市场的过程中，中央银行采取了合并有问题的公司、暂停所有金融机构和银行进行股票交易、为周转不灵的金融机构和证券公司注入新的资金等措施；为了政治上的稳定，政府开始一直给投资者打气，尽量冲淡经济危机的气氛。在危机严重、货币面临拋售的强大压力时，又一味捍卫货币，忽视解决国内金融和房地产方面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泰国央行虽然曾与其它国家央行联手与投机者进行角逐，打退过投机者的进攻，暂时稳定了汇率，但却耗费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伤了自已的元气。
在危机出现后，印尼总统苏哈托已下令印尼银行限制向过多的房地产企业发放贷款，推延巨型项目的建设；菲律宾和香港为了抑制房地产投机已提高了抵押贷款的预付定金；亚洲地区的11个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行长7月在中国上海开会时指出，“资产价格泡沫”一—即把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提高到荒唐的高度——“可能对经济活动、金融制度的健康发展和通货膨胀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承认他们遇到了共同危险，但这种承认来得太晚了。而政府对于这一切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脱离美元圈，向管理浮动汇率转化的代价
如何医治经济增长危机的症状：出口没有竟争力和过去的经济繁荣带来的投资遗留问题，东亚地区许多国家的医治办法是切断同美元的联系、使货币贬值和降低利率。其中有成功的，例如南韩等。东南亚各国这次实际是借鉴这种做法。
但与过去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不同，进入90年代后，美元持续走强，而与处在全面上升时期的美元挂钩，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引爆剂，它使宏观经济的失衡变得无法忍受，也使汇率过高难以忍受。
1995年4月以来国际上美元汇率就开始不断在升值，由于日本是东南亚的主要竞争者，东南亚各国央行便被迫追随美元对日元的比价的升降趋势。这样一来，东南亚各国的外汇同日元的比价实际上已过高了。从而导致各国的出口出现大滑坡，进一步加剧了经常项目赤字，大大减缓了经济发展速度，使得货币贬值的压力日益积累增大。
东南亚各国货币主要与美元挂钩。一年多来，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比价不断上升。对东南亚各国来说，美元比价的上升意味着出口的下降。7月2日泰国铢首先与美元脱钩，随后泰铢暴跌，接着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波及其它东南亚各国货币，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南韩等国的货币纷纷不支，相继与美元脱钩，倾刻间东南亚的美元区支离破碎。这个过程不能不视作与美元挂钩乃至脱钩的痛苦代价。
李罗力
(摘自《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
